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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一个人，可以影响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他不需要活得多么波澜壮阔，不必在民族危难之时策马赶到用刀枪救国，他只需一支笔，便可挽救人们的灵魂。“他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鲁迅简笔画头像，欢迎阅读。

　　鲁迅简笔画头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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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简笔画头像3

　　鲁迅简笔画头像4

　　【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十七岁之前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着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可谓知言。

　　生平简介：

　　鲁迅，清朝光绪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初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在南京求学时学名为“周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鲁迅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科学医。后弃医从文学（详见《藤野先生》一文），回到本国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奉母命回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担任教师。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是一个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其中《鲁迅全集》中的《社戏》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雪》《藤野先生》《孔乙己》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故乡》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课本。《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列入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风筝》被列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少年闰土》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级课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鲁迅被誉为“民族魂”。

　　鲁迅用过的笔名：

　　鲁迅、自树、庚辰、索子、索士、树人、令飞、迅行、树、黄棘、周豫才、周树、唐俟、俟、神飞、迅哥儿、风声、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学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许霞、许遐、洛文、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隋洛文、乐贲、乐雯、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观、何家干、飞、罗怃、干、动轩、周动轩、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旅隼、苇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继、家干、尤刚、符灵、余铭、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韦士繇、士繇、翁隼、崇巽、黄凯音、常庚、燕客、白道、曼雪、梦文、孟弧、公汗、霍冲、莫朕、中头、史贲、董季荷、杜德机、朔尔、康伯度、焉于、越侨、张沛、华圉、仲度、茹莼、苗挺、及锋、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戛剑生等多达190个。

　　【鲁迅故事】

　　鲁迅理发

　　有一次鲁迅去理发店理发。

　　理发师见鲁迅长发垂耳，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灰旧长袍，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十足的一副落魄打扮，心想：一定是个穷光蛋，给他这样的人理发就随便应付一下好了，反正也赚不了几个银毫子。

　　于是理发师十分不屑地冷冰冰地招呼鲁迅坐下，然后马马虎虎地给他理了发。

　　理完发，鲁迅二话没说，伸手从衣袋里抓出一大把银毫子，数也不数就随手扔在理发椅上，然后昂头挺胸扬长而去。理发师一点数目，竟超过定价三倍多，顿时喜上眉梢。

　　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再次光临这个理发店，穿着打扮仍然跟上次一样。那个理发师认出是上次多给钱的客人，连忙笑脸相迎。

　　“您来了!来这边坐下，我们一定给您理个满意的头发。”

　　“客气了!”

　　这一次理发师视他为上宾，不仅奉茶敬烟，而且精修细剪，足足花了一个多钟头。理发完毕，鲁迅按定价付了款，没有多付一个子儿。这回理发师想不明白了，有些犹豫地问道：“先生上次多给了那么多的银毫子，为什么这次如此少呢?”

　　鲁迅先生非常平静地说：“这不很简单吗?上回你给我乱剪我付钱也就乱付。这次你认真剪了，我自然也就按规矩付钱了，哈哈!”

　　鲁迅的刻薄

　　鲁迅的杂文被誉为“投枪与匕首”。事实上，鲁迅杂文以语言“阴冷刻薄好斗”而自成一家。打开《鲁迅选集》随便翻翻就可以看到这种特征。比如那篇“《且介亭杂文》序言”，仅仅几百字，就攻击了四个人，其中一人还是个大学生，只因他说杂文的兴盛是“作家毁掉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就被鲁迅说成“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瞧不起一个青年，说他“一知半解”就可以了，却说他“还不到一知半解”！如果这个青年真的“还不到一知半解”，说明其思想尚不成熟，怎么可以被称为“之流”呢？凡过来人都知道这个“之流”的称谓在“文革”中泛滥成灾，要打倒某人时就先说他是“刘邓之流”，那这人就必然“死定”。由于鲁迅在“文革”时期被捧得发红发紫，这个“之流”的称谓大概就是从鲁迅那里学来的。

　　又如鲁迅曾写过“估《学衡》”一文。《学衡》当时是由一群大学学者创办的学术性很强的刊物，不论其思想倾向如何，其文字功底应当是无可怀疑的，但因该刊批评了“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极端做法，结果招惹了鲁迅，鲁迅就写了一篇“估《学衡》”的文章，但该文却不从学理上论战，只抠出几个错别字，就下结论说这些大学教授“连穷乡僻壤的中学生都不如”，便“估”完了。一本刊物哪会没有几个错别字？而且汉字的歧义很多，鲁迅所说的错别字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怎么能这样肆意贬损一群大学学者？

　　鲁迅的好斗表明他的确缺乏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心和博大辽远的超越意识，还表露了他在整体上对这个世界所持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鲁迅的这种性格，贻害了他的许多追随者，最后又被“四人帮”所利用，“投枪与匕首”变成了新一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者手中的有力武器，也成了加剧“全民窝里斗”的发酵粉。从“文革”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哪里有语言和思想暴力，哪里就有鲁迅的话语流行。鲁迅的确实现了“改造国民性”的“夙愿”。正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仁厚中和谦恭的品性，使中国人普遍变得阴冷刻薄好斗起来。

　　鲁迅的偏激

　　中国这百年的文化史和社会运动史整体上是以激进派为主体不断向极“左”方向加速运动的历史。在这一加速运动的初始阶段，鲁迅是一位有力的推手。当时，由于中国社会面临崩溃，一些精英分子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可以理解，但鲁迅作为文化人，却总把文化与政治相混，把政治的责任推给文化，而且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甄别，一概彻底否定。他以创造文学形象为手段，着意妖魔化民族性格，最后居然说出民族文化典籍里只写了“吃人”两个字，从而号召青年要“打倒孔家店”，“不要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这种数典蔑祖的态度在古今中外文化史上也不多见。中国现当代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正是在鲁迅等人的推动下泛滥起来，加速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沦落，给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机。现在中华民族成员的凝聚力为什么这么虚弱，显然与鲁迅所代表的民族虚无论者的长期得势有关。说的严重点，秦始皇用矛与剑“焚书坑儒”，被后人唾骂千古，鲁迅同样用口与笔“焚书坑儒”，却一直被讴歌膜拜，难道还不要反思吗？

　　鲁迅的鄙夷

　　鲁迅有一句名言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似乎他对中国的劳苦大众深怀怜爱，实则不然。鲁迅通过系统概括“国民病”，对自己的同胞有一整体性的评价：落后、愚昧、软弱、迷信、盲从、恃强凌弱、精神胜利等等。鲁迅塑造了许多患这些“国民病”的文学人物，对这些人物的鄙夷性言论随时流露笔端，但鲁迅却将自己的这种心态解释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就是“恨铁不成钢”。一个人居然对一个民族能产生这种只有长辈对晚辈才会有的心态，说明鲁迅的救世主意识已经膨胀到了什么程度。一个社会不可避免会有各种人等，符合鲁迅那个评价的当然也不乏其人，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品质主流，代表品质主流的是在主流文化熏陶下具有“仁、义、礼、智、信”、“大丈夫气概”、“君子气质”的品性。鲁迅所总结的“国民病”正是因为在这些“患病”国民身上主流精神缺位所致，或者说是由于中华民族传统主流精神的对立面“流民意识”、“宗法意识”、“老庄意识”的泛滥所致，但鲁迅却不进行基本的文化梳理，把中国人的“国民病”一古脑算到儒家文化头上，领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小青年狂喊“打倒孔家店”，结果就把“救人之药”当成了“害人之剂”。即便这样，在最下层的人民群众中，仍然艰难地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他们在社会上层混乱不堪时，维持了中国社会基础的稳定，但就这种稳定在鲁迅看来也不是人民正在分担国家的苦难，而是一种“愚民”的表现。于是，在鲁迅的文章中，尽是对这些“愚民”的斥责。如小说《药》，鲁迅只是听说了某地有用“人血馒头”治病的传言，本身与革命党人受害事件风马牛不相及，但他却将这两件事串在一起，编造了一个故事，让这位“愚民”主人公到刑场外高价索取革命烈士的鲜血，蘸馒头给孩子治病，而这些革命烈士却正是在为像他这样的老百姓流血牺牲。这种杜撰，将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看成了愚不可及、不可救药的顽民，这哪里有一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味道？正是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世主心态广为流布，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只能感觉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真是一个“愚昧无望”的族群，从而使相当多的人抛弃了祖国，而另一部分人则以民族救星自居，由他们来“拯救人民”，左右国家的命运。这样的结果便使普通中国人更加丧失了自信心，更加不自救，更加依赖“清官”和“救星”，同时对自己的民族也产生了深深的鄙夷心态，这种心态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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